第四，国际分工地位更高。

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

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其次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软预算约束问题。在我看来，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必然涉及对国家机器的改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看一看，九四年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异也增加了多少倍呢？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

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要给央企规定一个边界。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

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有效的阻力。财政和金融可以说是政府运作的血液。

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九四年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税费改革 。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

只有这样，中央、地方和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关系。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的结果。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上述很多问题因为集权而产生，但重新分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

事权（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中，表明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财政负担的减轻，而经济活动权的下放，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来发展地方经济。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

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

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而丰厚的税基，又为各级政府服务于民和社会提供经济条件。1990年代末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这必然让捐赠的富人们感到愤懑，他们进而会认为穷人不知好歹，而怨恨社会。而有关机构评选年度公益人物，也是在数钱，捐款规模是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公益慈善事业就是捐款，那么，富人就会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当成自己的特权，舆论也会把这当成富人的特殊义务，所谓的平民、穷人，则被解除了这样的道德义务。这样理解公益慈善事业，错得离谱。

公益慈善事业确实离不开富人的参与，但他们首先需要投入的是心灵。此时所需要的只是人力的投入，情感的投入。

中国就缺这种社会企业家、公益事业家，或者说社会贤达。王振耀先生从政府部门主动辞职，就任一家公益研究院院长，专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和行动，令人敬佩。

如果钱多，大家就叫好;如果钱少，大家就愤怒声讨，以致出现逼捐现象。另一方面，他们真诚地向他人提供帮助，也必然增进他人的共同体感。王振耀先生说，这样一笔钱，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弭仇富情结。有了这种带着强烈情感的人力，即使没有金钱，公益慈善事业也可以展开。

由此，通过大众广泛参与的公益慈善事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体感会增强。公益慈善事业就像人间任何公共事业一样，离不开钱，但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钱绝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社会必然给富人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施加巨大压力。公益慈善之源在人心，公益慈善事业之本在人。

公益、慈善事业是否繁荣，不由这类机构可支配的金钱规模决定，而由用心参与这类事业的人员规模所决定。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在最不恰当的领域中对金钱的错误崇拜。